漫谈温州基督教150年文字事工（三）
——近30年温州文字事工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温州教会进入全面恢复阶段，直到2017年温州基督教建立150周年，温州教会的文字事工几乎呈空缺的状况。
可以肯定，教会的发展中不能没有文字事工，对于信徒的牧养，不能仅靠口传。但是很遗憾地，在温州教会的发展历程中，差不多有两代人已经忽略了文字事工。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在后30余年中没有任何文字事工。
可以说，笔者出生在70年代末，成长在80年代与90年代，在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接受神学装备，整个成长的过程见证了温州文字事工。从小，唯一能够接触到教会文字，就是父亲的那本繁体字圣经、《教材》和《天风》。直到1993年，教会恢复主日学事工，我和同伴们开始接触到主日学课程。1995年悔改归主之后，开始阅读一些基督徒的灵修作品，其中影响比较深的应该就是唐崇荣牧师神学讲座的讲稿。1996年下半年开始教主日学时，在边学边教的过程中，我读得最多的就是贾玉铭牧师的《圣经要义》，从而打下了圣经的基础。参加教会短期圣经培训班后，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委员会出版的一些著作就成为我们必读的课程。
不过，我又可以说，有太多的弟兄姊妹没有我这样的境遇，也根本读不到相关的属灵书籍。在我们成长的80与90年代，在温州范围内几乎没有基督徒的书店，也根本没有基督教书籍。在两会体制下的弟兄姊妹只能到温州地区唯一一个教会书店城西堂去买书。更何况，温州这个重商不重文的城市，阅读对于人们来说就是很奢侈的事情。大多数人忙着生计，也根本没有阅读的想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稍微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在温州教会中间，文革兴起的一代传道人，都以义工为主，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没有受过高等文化训练，甚至有不少人连认字都有困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只要有人愿意站起来讲解圣经，就算是传道人了。因此，他们在文革期间所发行的文字，也是以圣经、赞美诗为主体，其他的属灵书籍如凤毛麟角。
这一批在文革中兴起的传道人，一边传道一边干农活或经商。他们自80年代开始全力建造教堂，为教会的硬件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对于教会行政管理，他们也算是尽上了自己的本身。但是对于教会的文字事工，他们要么望而生畏，要么认为没有用。因此，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我们找不到一位真正从事文字事工的传道人。唯一一位著作达到8本的，就是原温州内地会总会负责人高建国牧师。就连被称为温州教会最有学问的陈直牧师，除了勉强留下几本讲义之外，他主张“一个字都不留”。
在温州教会中间，80、90年代没有看到一种本地教会发行的杂志。不可否认，《天风》一度成为许多传道人及部分弟兄姊妹的灵粮，但在1998年之后，订阅量大大减少，至今无法恢复原来的影响力。在世纪之交，温州部分青年同工开始重视文字事工，办起了《麦种》、《橄榄叶》、《唯真》等不定期刊物，但它们均未能呈现文字复兴的景象。
笔者从2005年开始从事文字事工以来，经常被讥为不自量力、“没事干”、不务正业，从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已经无法尽说。从个人的观察，今日教会的世俗化，外因当然是社会环境的使然，内因却是缺乏有效的牧养。其中，靠着讲台上的传讲，只能牧养到愿意来到教堂的信徒，我认为“愿者上钩”式的牧养已经太久，已远远不能满足弟兄姊妹的生命需要。在自媒体泛滥的时代里，教会必须看清“人手一机”的事实，必须借着“互联网+”时代的契机，在福音传布的一条腿——“口传”的基础上，迈开另一条腿——文宣，让灵粮进入每位信徒及慕道者的手机里，随时传福音、随地牧养。
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